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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首先就说偶然事件：

    这年七月里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秘密报告，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。他家的仆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，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。

    而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，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“密报”，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。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，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，同时猛烈抨击陈新甲主款误国。

    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密使得崇祯皇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。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，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，用语严厉尖锐，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    而崇祯皇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，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，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，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。他的气极败坏是可想而知的，却又几乎无从发泄，只能把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。

    很明显，陈新甲在此事上失之于密，可接下来，他又因为没摸透崇祯皇帝的性格而触动了逆鳞了。

    当崇祯皇帝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，要陈新甲自陈回奏。可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，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，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，说某事某事。“人以为大功，而实臣之大罪”。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。

    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皇帝是更为光火，月末，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。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，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，一向是痛恨陈新甲，因而入之以重罪。

    而崇祯皇帝也是恼羞成怒，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，因而也动了杀心。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。引用律条说：“依据国法，敌兵不临京城，不当杀大司马（兵部尚书）。”崇祯皇帝却回答：“别的不说，陈新甲任兵部期间，宗室亲王、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，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？”

    洛阳、襄阳等处失陷，福王、襄王等亲藩遇难。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，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，早就应该处理，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？崇祯皇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。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，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，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。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。

    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。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，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，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。

    接着就是故意行动了：

    余继所率的汝宁军在镇远城站稳脚跟以后，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和蒙古部落的军事行动，以至于在辽东把包括明军将领的所有人都给得罪了。

    就在这样四面为敌的情况之下。